界面新闻记者 | 实习记者 张帆 潘文捷

界面新闻编辑 | 黄月

近年来，一些由女性运营、服务于女性顾客的商业场所和活动空间在国内不少城市出现。全女酒吧、全女民宿、全女健身房……“全女生意”呼应了女性对于安全、尊重和专属空间的需求，也面临着外界对其实际运营效果的质疑。

在近100年前的纽约，也有一家著名的“全女酒店”——巴比松大饭店。这座维持单一性别接待史长达54年的酒店，它带来的改变有多大？这是历史学家保利娜·布伦感兴趣的问题，也是她写作《巴比松大饭店》一书的缘起。

巴比松大饭店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。彼时，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》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，妇女获得了投票权。大批女性涌入纽约的新摩天大楼工作，申请上大学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。纽约的建筑也在忙着“除旧布新”，各式各样的公寓式酒店迅速崛起，一批适合女性的女子公寓式酒店应运而生，地处第63街与列克星敦大道交汇处、于1928年开业的巴比松大饭店是其中最富魅力的一家。

在建造者威廉·H·希尔克的设想中，巴比松大饭店将拥有23层楼和720个房间，配备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屋顶花园、教学室和图书馆等一切男性专有的用来锻炼智识与体魄的设备。酒店的名字——取自19世纪法国艺术运动的巴比松画派——也提醒着外界，这里将为有艺术气质又不失高雅的年轻女性提供栖身之所。对于入住的女性来说，巴比松大饭店不仅像是一柄安全“保护伞”（严禁男人接近卧室所在楼层），还提供按周收费、每日客房服务以及餐厅——这让她们免于下厨之苦。

正如希尔克所预想的那样，巴比松大饭店迎来了这样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女性住客：她们是“吉布斯女孩”——来自顶尖秘书学校的学生、“鲍尔斯模特”——为模特经纪公司效力的美丽女郎，以及《少女》杂志客座编辑项目的优胜者、聪慧的女大学生西尔维娅·普拉斯、琼·狄迪恩、盖尔·格林、珍妮特·伯罗薇和芭芭拉·蔡斯……这些姑娘有志于成为未来的作家、记者和艺术家。

然而，“巴比松的6月既是一个机会，也是某种程度的‘清算’，要么托举你在未来岁月扬帆远航，要么送你更深地划向抑郁的深渊。”保利娜·布伦在书中写道。

西尔维娅·普拉斯，从巴比松走向自杀

在《巴比松大饭店》中，保利娜·布伦用不小的篇幅讲述了西尔维娅·普拉斯及诸多《少女》杂志客座编辑的故事。她在着手研究这家酒店时面临诸多困难，“关于这家酒店的资料实在太少，”那些曾经入住的女性“既不属于教养良好的上流社会，也不属于要靠工会的蓝领阶级”，关于她们的资料也少得过分。

当《少女》杂志以及客座编辑项目进入她的研究视野，困境得以缓解，“我找到了书写巴比松大饭店的那条途径，正如书中的西尔维娅·普拉斯等客座编辑也曾在这里找到了她们的路。”——尽管这条路最终被证明是一场镜花水月。

1953年5月末，当史密斯学院三年级学生西尔维娅·普拉斯抵达纽约巴比松大饭店时，她一头金发，准备充分，即将作为“美国的20名优胜者之一”开启在《少女》杂志编辑部的人生历险。对于那个时代的女大学生来说，入选《少女》客座编辑项目并获准入住巴比松，这意味着她们已在职业女性生活中占得先机。她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：“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大学里的灰姑娘，仙女教母……挥舞着她那又长又尖的魔杖说道：‘我会实现你的愿望。’”

作为1953年的《少女》客座编辑之一，西尔维娅具备这一群体的典型特征：曾经野心勃勃，心怀梦想并为之奋斗，随后搁置梦想，遵循社会期待结婚生子，到头来发现自己身陷困境，遭遇离婚、抑郁甚至自杀。

大学还未毕业时，西尔维娅已凭文学才华赢得了满抽屉的奖。保利娜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，“但她那时已罹患抑郁症和其它可能存在、尚未确诊的心理疾病，这些病状在她1953年在纽约期间愈发显现，这也是她在自传体小说《钟形罩》中讲述的故事。”

彼时女性承受着社会文化规范的束缚——她们应该上大学，追求某种类型的职业，然后放弃它去结婚……对于这些规范和要求，即便她们不愿顺从，也无法勇敢拒绝，如同西尔维娅在《钟形罩》中所写：“其实，我什么都驾驭不了……就像一辆麻木的无轨电车。”

西尔维娅在《金钟罩》中暗示了自己内心的矛盾：“我知道，不管男人在婚前向女人献上多少玫瑰、热吻与正式晚餐，婚礼仪式结束后，他私心里真正盼望的，只是让女人臣服于脚下……”离开巴比松大饭店后，她还是选择遵循社会规则，在1956年走入婚姻，并于1960年生下第一个孩子。

1960年，作家珍妮特·伯罗薇曾站在西尔维娅家中狭窄厨房的门口与其聊天，她见证了这样的一幕：西尔维娅——这位曾获得剑桥富布赖特奖学金的天才作家——边用左手臂弯抱着刚出生5周的女儿，边用右手晃动着锅子，最后，她似乎实在难以摆平，把婴儿抱到客厅，直接“硬塞”给了丈夫。

1963年的一天清晨，时年30岁的西尔维娅把头伸进烤箱，打开煤气，再次试图自杀。她那时刚与诗人丈夫分居，住在英国伦敦的公寓里。为了保护在不远处熟睡的两个孩子，她用湿毛巾封住了厨房的门。这一次，她成功了。

全女空间没有解决父权制的核心问题

在《巴比松大饭店》中，保利娜·布伦问道：“为什么我大学毕业来到纽约后，会希望有（巴比松大饭店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呢？为什么支持女性抱负、只允许女性进入的空间还在不断涌现呢？”

在城市中，女性为何感到恐惧？在《女性主义城市》一书中，作者莱斯莉·克恩指出，每个女性都拥有一张关于恐惧和安全的动态的心理地图，这张地图的层次“既来自危险和骚扰的个体经历，也来自媒体、谣言、城市迷思和充斥在所有文化中的古老而宝贵的‘常识’”。

克恩认为，这张地图“很少包括女性面临暴力最多的危险场所——家庭以及其他私人空间”。与此相反，“威胁被外化到城市环境中，进入公园、小巷和室内停车场。”把女性的恐惧引向外部的目的，是为了服务于“异性恋父权制的资本主义体系”。在这一体系中，男性作为受益者有效地维持了现状，而女性的生活及对空间的使用则被恐惧所限制。恐惧也塑造了女性对工作和其他经济机会的选择，使女性依赖男性作为自己的保护者。最终，女性“被束缚于家庭的私人空间里，并对核心家庭制度中的家务劳动负责”，克恩写道。

在《女性主义城市》中，克恩还提到了一些城市中被指定使用的女性专用车厢：“在世界各地，公共交通系统是对女性进行骚扰和侵犯的温床。”

“女性必须小心吗？可悲的是，是的。”保利娜·布伦在接受采访时说，“我十几岁的女儿总是在纽约到处跑，我们住在曼哈顿以外的布朗克斯——这意味着她必须大量使用公共交通。”

仅仅通过专用车厢把女性隔离，能够让男性改变他们的暴力态度和行为吗？正如建立类似巴比松这样的全女饭店，能够让西尔维娅们最终不被囿于厨房和婴儿床吗？在布伦看来，答案是否定的：这些举措都没有解决核心的父权制的问题。

保利娜·布伦于今年9月出版的新书She-Wolves: The Untold History of Women on Wall Street着力于讲述那些何闯入华尔街男性俱乐部的女性的故事。

相比《巴比松大饭店》中的年轻女性，保利娜·布伦任教的瓦萨学院教授的女学生们对于生活有着更多的掌控感。“她们的世界观要广阔得多、开放得多；她们不会用单一的标准去评判自己和他人。对于结婚或生孩子，她们没什么压力，也没人在意性取向或性别认同。”保利娜·布伦告诉界面文化，“不过，当我们讨论贝蒂·弗里丹关于20世纪50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遵循传统、放弃事业并在家照顾孩子的经典之作时，她们也担心自己会屈从于那种压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