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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 | 刘海川
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,春节过后,东南沿海城市再次出现招工抢人的“盛况”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,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相比2021年减少666万人,这更加深了舆论对2023年“招工难”的担忧。
在沿海制造业城市浙江省宁波市,人社部门先后组织了43支小分队前往江西、四川等内陆省份募工,以保障春节后企业顺利复工复产。
界面新闻在宁波当地观察发现,“招工抢人”现象背后,其实是季节性用工反弹和疫情非正常断工的叠加效应,随着宁波本地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转型,高素质、强专业化的人才短缺才是未来当地人力资源面临的主要困境。
开年“抢人”
宁波是2023年春节后,最早开启跨省招工的城市之一。
当地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申洲集团,从1月27日(正月初六)开始,陆续派出193辆大巴车,在全国15个省设了331个返岗接送点,跨越大半个中国接员工返岗。截至1月29日,有近1万名员工乘坐返岗大巴车回到了位于宁波的制衣工厂。
1月28日(正月初七),宁波市人社部门也组织起43支小分队、200多家用工企业,分赴安徽、江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湖北、河南等12个省份开展赴外劳务招聘行动。宁波市还出台了交通补贴等扶持政策,奖励用包机、包车等方式组织员工返岗的企业。
截至2月12日,宁波赴外招聘“小分队”参加了近60场省外招聘活动,提供岗位数超5万个。截至2月10日,宁波全市组织包车377辆、包专列6趟、包机2架,接返员工近1.85万余人。
这些数据可见“抢人”的急迫。宁波市就业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向界面新闻介绍,人社部门组织赴外招聘,点对点接返的机制形成于2020年疫情暴发期间。彼时交通不畅,企业招不到工人,需要政府部门帮助打通 “从出家门到进厂门”的一条线,此后,这项机制延续下来。
2023年春节前后,宁波市人社部门对全市300家用工较多且较有代表性企业开展了3次用工调查。调查显示,300家企业中,节后有招工计划的企业232家,占77.33%,用工需求主要集中在制造业,以一线普工为主,占84.11%。
和往年相比,今年春节,宁波市企业招工普遍面临着假期延长、开工延后、返乡率上升和在岗率降低的情况。这也是今年人社部门继续赴外招聘、点对点接返的重要原因。
该负责人还提到,为帮助企业稳岗促生产,宁波市年前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,例如春节返岗交通补贴,在2023年1月21日至2月5日,对企业组织员工返岗,或省外劳务协作输出地输送员工返岗的,符合条件的按包车费用的50%给予补助,最高不超过20万元;对自行到宁波市企业返岗就业的非本市户籍员工给予返岗交通补助,补助标准为市外省内100元/人、华东地区300元/人、华东地区以外500元/人。
“补贴对企业来说,信号意义大于实际作用。这代表着政府的一种鼓励和支持,也给务工人员带去关爱,让他们感受到宁波对他们的欢迎。”该负责人表示。赴外“抢人”有其必要性,也出于这样的原因,“我们带5万个岗位出去,数量虽不算多,却能体现政府的姿态,说明政府重视,也尽心为企业服务。再者,也能宣传展示宁波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。”
落寞的"螺丝工"
虽然宁波用工需要去外地抢人,4个来自贵州省铜仁市的男青年却在这里屡屡碰壁。2月2日,春节开工已过一周,他们还在人才市场外的展板前张望,这是来到宁波的第九天,他们的工作依然没着落。
这里是宁波市奉化区,是“奉帮”裁缝的起源地,制造业发达,约有600多家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。
展板上罗列着奉化区近日要举办的招聘活动,从正月初一直持续到中旬。“外来务工人员专场招聘会”“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”……这些内容吸引他们驻足,但不像零工市场,这里没有起劲吆喝的中介,那张巨大沉默的展板,让四个年轻人暂时迷失了方向。站着看了好一会儿,他们决定找人问问,“哪里招人?”
四人中年纪最小的阿强,今年20岁,进厂上班已有3年。正月十五前,许多工人还没复工,奉化街上空荡荡的。在这样的冬月里,阿强只穿了件薄外套,一上午急匆匆地转了好几个地方,没见合适的岗位。
2022年阿强的工资并不高,每小时能挣到15、16元。他原本不想再来了,“去年待遇不好,上一整个夜班才给200块。”但留在老家,他能找到的工作也只有在奶茶店打工,或是种菜、卖菜,一个月最多挣2000元。但是在宁波,要是能进好点的工厂,每月也能挣五、六千元。
四人当中目标最明确、年纪最大的是28岁的杨广,他有些忧心忡忡:“找一个技术工种,对我来说,就是目前最理想的工作。”他赶在“返工潮”之前到达宁波,本以为能抢到好的工作机会,但是找了一周,还一无所获。
“明天再来吧,今天的招聘已经结束了。”人才市场的保安一句话阻断了他们想要咨询更多情况的欲望。杨广不想放弃,看着墙上挂的人力资源公司招牌继续问,“那这些(公司)是做什么的?”“给大学生找工作的。”保安头也不抬地回答。
四个人悻悻退了出来。他们是“打螺丝的”——电子厂流水线上最底层的工种。“再到别处看看”,骑上电动车,四个年轻人很快消失在海滨城市的风里。
“最优选择是机器”
“打螺丝”,林俊鹏有挺长一段时间没听过这个词了,“以前,厂弟厂妹统称‘打螺丝的’。”他这样解释词语中隐藏的含义,“咱俩一块儿打篮球,你投球总是不进,我就说,‘找个工厂打螺丝去吧’”——“打螺丝”是那种人人可胜任,却都不愿做的工作。
林俊鹏是奉化本地人,“90后”,从父亲那接手了一家电力金具公司,主营业务是给电网工程提供零配件,公司有一线工人30人,大多来自浙江省内,还有些来自江西省和湖北省。
对许多工厂来说,2023年意味着重生的机会。林俊鹏也这么想,“过去三年赚不到钱,可以推脱给疫情,现在疫情结束了,再赚不到钱,只能怪自己了。”
源源不断的订单是形势向好显而易见的证明。林俊鹏的工厂往年在元旦之后就不再接单,和电力相关的建筑行业放假早,他们备完货也跟着提早休息,工人们腊月二十前后就会返乡。但2023年春节,直到腊月二十七,订单还在涌来。往年正月十五前,几乎没生意可做,但是今年,正月初八复工,初九就来了急单。
虽然订单压力很大,林俊鹏却不打算招人。“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机器逐步代替人。”他讲话时语气坚定:“投资自动化生产线,投入是一次性的,收益是持续的,长远看,一定能节约人力成本,释放产能。”
在林俊鹏设想中,一座理想的工厂,2000平方米的厂区设置一个工人岗位,三班轮岗操控就足够。但同时,他强调,“工人学历和技术水平应当比较高,因为他们要操控的不再是设备,而是系统。”
他的工厂向“全自动化”转型,还有一项迫不得已的原因——工人“断层”,实在难以招到能稳定工作的年轻人。目前,厂里一线工人的年龄大多在35岁以上,他们因有养家糊口的压力,不会有太大变动。
“但到了55岁,人的注意力减退,身体也开始吃不消”,林俊鹏介绍,他朋友厂里最近就出了意外,一名年纪较大的工人下班后在快递站做兼职,搬货时意外猝死,事情虽没发生在工厂内,这位朋友依然负有赔偿责任。
林俊鹏不免考虑,“找不到下一代接替的工人,该怎么办?”最优选择是机器,却不是在人力市场徘徊的年轻“螺丝工”。“他们一般眼高手低。”林俊鹏心里自有关于新一代打工人的画像:“每做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工厂,始终稳定不下来。”
这一推断不无道理,阿强的工作计划,恰好可以印证林俊鹏对年轻工人的顾虑。“我先到处看看机会。”阿强说:“但不管找不找得到(工作),做得怎么样,我只能在这待到8月份。8月份,我要回家参加朋友的婚礼,然后休息。”
打工不如送外卖
多位调研农民工归乡的研究者认为,近年回流中西部的工人,很多已不会再回到沿海地区。一项明显的变化是,来自河南、湖南、江西等中西部省份的工人在减少。近年,富士康、比亚迪、宁德时代等大型制造企业生产基地正在从沿海地区迁至河南、四川等曾经的劳务输出大省,这为工人创造了大量当地就业机会。
这也导致了沿海地区城市的“抢人”力度越来越大。中山、福州、深圳、无锡……相比往年,今年加入“复工抢人”队伍的城市开“抢”时间更早,竞争更激烈。
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却在持续,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,2022年中国16-59岁劳动年龄人口相比2021年减少666万人,这更加深了舆论对2023年“招工难”的担忧。
“招工难”将如何影响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?界面新闻发现,中小企业主林俊鹏提到的“工厂不需要人”“机器替代人”已是不同规模企业的一种战略性选择。
“工人基数大,即便少了600多万人,到我们这一层,招工时是看不出来的。”林俊鹏说。虽然中西部一些产业发达地区外出务工的人员在减少,但近年来从云、贵等省份来宁波打工的人在增多。“只要想招人,还是可以招得到。”林俊鹏认为道理很简单,“每个人都想要更好的生活,只有发达的地方才能提供更好的生活,才有更多机会赚到钱。”
在奉化经营一家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的唐杰也表示,他目前主要考虑的不是招工,而是缩减工人规模。唐杰的工厂有180多名一线员工。“如果花500万元买机器,员工人数就能减少1/3,我马上就会买。”他说,问题在于工厂目前主产的产品装配工序复杂,相应智能化改造的成本也更高。
这更像是经历“用工荒”教训之后的未雨绸缪。“现在人口红利在减少,这是很多企业‘被迫’智能化改造的原因,我们承担不了大量员工流失的成本。”唐杰说。
他和林俊鹏有一样的担心,“换位思考,如果是我在工厂上班,一天拼命干10个小时挣6000元,那真不如去送外卖。”唐杰认为,“送外卖、跑滴滴,就是年轻打工者在当前社会情况下的工作首选。”
刷短视频时,他常常刷到“附近的人”——他们车间的年轻工人。“架个手机,一边直播一边打螺丝,打了十几天以后,他发现打螺丝好像没什么意义,用别的办法赚钱也行。”唐杰必须在这种情况愈加频繁地到来之前,完成他的计划,“5年之内产品转型,同时改造生产线,提高自动化程度。”
宁波市就业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,“00后”“10后”这代年轻人,更少愿意接受流水线工作,这类工作由机器代替完成也是趋势。企业被倒逼进行转型升级,以后,灵活就业岗位会越来越多。
虽然建设无人车间是未来趋势,但工厂仍然需要用工,只是用工的方向变得不同,原来需要普工,现在更需要技术工,“人社部门的工作则始终是依据市场变化,对接用工方和工人两方的需求,为他们搭建桥梁。”该负责人介绍。
技术工才有出路
27岁的贵州人佘黎在宁波一家“较为理想”的工厂上班。这是一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,年出厂2000多万件成品,所需电子板全部交由电子贴片车间的100多名员工生产。
在电子贴片车间,工人做的最多动作是拿取物料,所有的组装工序都由设备完成。设备对成品的功能性进行检验,工人则负责检验产品外观。“人更像是在辅助机器工作。”一名80后工人有这样的感受。
进入车间的新员工,需要接受日常工作培训,包括对设备提示错误代码的识别等工作内容,历时11天,佘黎通过了新员工考核。这项考核有一定筛选比例,考核通过意味着掌握了75%的工作技能,达到独立上岗资格。作为一名学习能力较强的员工,他又被安排学习了设备的维护及保养。
入职五个月后,佘黎成为生产线“线长”,他拥有管理才能,被任命管理42名一线工人。他的职责不仅包括监督生产,还要完成与上海夜店网建设相关的工作。“人文关怀”是这位“线长”现在经常提到的词,他组织工人参与每日心情签到,带头参加各种兴趣小组和比赛,他关注每个工人的情绪,在他们心情低落时,及时给予抚慰和开导。
这构成年轻工人们愿意留在工厂的原因。“有薪酬福利优势,有人文关怀,有发展空间。”注塑车间一名80后领班这样总结,他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九个年头。
来到电子车间工作的第二年,佘黎报考了在职大专。去年,他顺利入学,开始通过网课学习机电一体化专业。“来到这个公司以后,我感觉学历真的很重要。”他说,“有学历,才可能有上升空间。”他还介绍了身边四、五个同事一起报名入学。
现在,佘黎和曾经“厂弟”的身份越来越远,他正逐渐成长为一名技术工人,培养起对职业的认同和对自己的认可。在人才市场徘徊的杨广,就梦想成为像佘黎这样的工人。
杨广需要满足哪些条件,才能来到他所在的车间工作?佘黎说,首先是学历。他所在的车间,近年招工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,“以前要求初中生,现在最低要求高中生。”面试官又特别重视应聘者的稳定性。佘黎认为,他当时被录用,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因就是展示出了自己倾向稳定的择业态度。
杨广很有可能没法像佘黎一样获得好运。他对当地人社部门助力企业招工的扶持政策和招聘活动了解甚少,初中学历也让他难以在智能化转型的企业中得到一个比从前更“珍贵”的工人岗位。
2月5日(正月十五),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工,奉化再次热闹起来,杨广的工作却依然没有着落。2月10日,他终于决定换个方向,开始备考驾照科目四考试。成为技术工的梦想正在幻灭,在找工作的第十六天,杨广决定“不找了”,“考完驾照,去帮别人开车,开滴滴。”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阿强、林俊鹏、唐杰为化名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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